历史政治学的第一个功能是，历史学 政治学

作者：杨广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施启鹏，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摘要：历史政治学的介绍引起了中国政治学界的广泛关注。历史政治学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与政治理论中的其他研究方法一样，不仅具有客观分析的特征，而且具有鲜明的功能主义特征。历史政治学首次回答了政治理论的知识来源问题，从而使中国能够构建独立的政治学知识体系。基于政治学取向的政治史研究有助于避免“文化转向”带来的历史研究碎片化问题。这意味着历史政治科学研究追求“真理”并考虑“真理”。历史政治的智识功能天然具有政治价值和实践价值：它为治国理政提供了历史解释和现实论证，提供了不同于理性人假设的正统政治，其目的是为人们的理解提供一系列历时性的解决方案。

历史政治学的引入无疑是2019年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亮点，立即得到学术界的积极响应。 2019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历史与政治研究中心，引起关注并登上头版，报纸随即开设“历史与政治栏目”，开始发表历史与政治文章。连续六期刊登国内外顶尖学者的研究论文。 我们还将在国内著名学术期刊《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开设“历史/政治科学写作专栏”。历史政治专业学术研讨会已举办多届，2020年历史政治相关学术会议将更多。更重要的是，2019年正式开办的《历史与政治学》已经发表了少量学术论文。 在中国政治学领域，很少有学术概念能够提出如此有针对性的主题并立即产生如此多的学术成果。同时产生了许多学术成果，国内以历史学、政治学为中心的学术共同体正在形成。而且，很多学者从来没有使用历史政治的概念，而是使用“政治史”的概念（3），但实际上他们从事的是历史和政治的研究。历史政治学具有成为突出学术领域的巨大潜力。徐勇教授表示： “历史政治的出现不是一时兴起或突发奇想，而是中国政治和政治学发展的内在必然。其深层背景是，当今中国政治的发展远远超过现有政治的发展。”政治学全部想象力和知识体系必须取决于历史政治发展。这不仅仅是人造成的，而是时代的需要。 ”

我们已经详细解释了什么是历史政治以及历史政治的中国问题。 那么，历史政治有什么用呢？为什么要在已经成熟的历史社会学背景下提出历史政治呢？毕竟，这需要发现历史政治的特殊性。本文认为历史政治学的作用至少有以下几点：一是回答政治理论的知识来源问题；二是防止历史研究的碎片化；三是防止历史研究的碎片化。 ……、提供国家治理经验。第三，提供国家治理经验。第四，讨论政治的合法性。换句话说，历史政治学至少有两个主要的学术功能和两个主要的政治功能。

1.历史政治学和政治学知识来源

政治学和政治理论作为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自然应该是“历史、实践、理论”三位一体的研究，政治学的知识和理论的来源都是从历史研究中获得的。实践研究、理论。应该做。研究。

就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而言，缺乏的不是理论资源。相反，它是一种难以消化、充满太多理论的“富氧”现象，而这些理论和概念几乎都是外来的。政治理论中的国家理论、制度（民主）理论、政府理论、政党理论几乎都是特定国家特定历史经验的产物，但其中几乎没有中国元素。例如，马克斯·韦伯根据16世纪以来欧洲宗教体系向民族国家体系转变的历史经验，总结出国家的一般概念，即所谓特定领土内的暴力垄断机制。 这是从封建分权到国家主权转变的历史经验，也是所谓“民族国家”即一民族一国家的历史经验。这样的概念无法解释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面临的多民族问题，无法解释作为一个国家的前提的民族认同问题，也无法解释许多国家治理低效的问题。再比如，常见的西式民主，即自由民主理论，讲的是个人权利、法治、代表制、多党竞争，但这其实是西方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其他文明有很多重叠之处。元素。自由民主可以说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和政治表现。考虑到这一点，西方人在谈论政府作用时，不免强调个人权利和社会作用，并将“有限政府”称为“小政府”。相应地，政党只不过是革命后代议制、议会政治和社会利益集团的产物。这些教科书上的政治理论在中国非常流行。

然而，这些被中国视为“理论政治”的概念和理论，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却属于“历史政治”的范畴。如前所述，国家概念、民主理论、政府理论、政党理论等都源于西方国家的历史和实践，这对西方国家来说是历史主义，但对中国和许多非西方国家来说是历史主义。对于国家来说，这是历史主义。虽然很有历史性，但与这些国家的历史经验存在很大的紧张甚至冲突。因此，现代性意味着统一性和相似性。换句话说，尽管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拥抱民族国家、政党、民主等现代理念，但国家的实际治理却存在很大差异。其内在逻辑在于，这些普遍观念和制度形态与许多国家的文明基因是紧张的。

这意味着，我们在拥抱现代性的同时，也必须承认它的多元性，而现代性并不一定始于16世纪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在这个问题上，福山的见解值得注意，他认为秦汉是最早的近代国家。 秦汉王朝延续了2000多年，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连续存在数千年的大规模文明。这样的文明显然不能用简单的民族国家理论来解释。因此，中国是一个“文化、教育”高于宗教的文明国家，是一个“一文化、多宗教”的文明国家。

认识到中国不是一个“以民族为基础的民族”，而是一个“以文明为基础的民族”，我们应该知道，许多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政治理论很难解释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例如，协商民主理论在中国更受欢迎，因为民主的概念是通过协商实现社会和谐，而不是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关系，而且政府的责任不受限制，基于以人为本的方针。 “责任无限”，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个全面的消除贫困计划。政党不是西方式政党争夺政权的选举机器，而是组织和治理国家的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200年”。 “大局观等等。

这一切都意味着，要建设独立的政治或者说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我们必须回到中国的历史，在研究历史的同时发现和提炼政治学概念和理论。中国历史有其自身的属性，即政治史的属性。钱穆老师说：“中国的历史有与其他国家、民族不同的独特特征，其中最显着的就是政治。而且中华民族擅长政治，所以很难利用政治活动。” ' 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一个好的政治制度能够完成大一统的局面，并且能够维持这种大一统的局面几千年，甚至到今天，我们还有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 “这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这是中国历史的结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这自然蕴含着宝贵的政治理论资源，但丰富的政治知识思想和政治实践并没有系统化，表现为一种学科性和概念性的政治理论。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上半叶，国运衰落，中华文明自我毁灭盛行。然而，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政治实践中，最终改变中国命运的却是“中国学派”。在这个过程中，梁启超在改革开放后首次将中国传统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提升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并认为这就是中国的民主思想。钱穆老师主张统一政治的好处，拒绝“多项式论”，并说中国的“礼治”是事实上的法治。有学者认为梁启超和钱穆是转型后历史政治的双重来源。 (11)这些思想主张在当时的中国引起了强烈反响，但真正赢得并改变了中国命运的却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学派”。延安时期的一系列宏观理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成熟，特别体现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上。 （12）上述流派和派别各自有不同的价值观，政治诉求甚至有较大差异，但他们的共同点是一种以中国历史为基础的认识论，即所谓历史政治。历史政治不仅可以解释当时的学术争论，而且可以在社会科学的背景下回答中国的国家建设问题。

目前，基于中国史或比较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初步的理论成果。有学者基于对中国政治史的研究，认为“协商政治”是中国政治最深厚的政治传统，这解释了为什么“协商民主”能够在中国盛行（13）；基于对中国政治史的研究，有学者认为“协商政治”是中国政治最深厚的政治传统，包括治理的价值观、治理的方面、治理的方法等，提出了“治理体系”的概念（14），这更多的是比治理价值观、治理方面和治理方法更加全面和描述性。西方政治学中的政府制度概念；有学者在比较制度变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政党中心主义的概念（15），它是在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的基础上提出的；被认为是政治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对中国政党的研究已经开展并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16)中国学者基于历史研究提出的政治学概念无疑丰富了政治学领域的内涵。

未来要建立独立的政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就必须将历史政治学最基本的概念和方法重构为政治学的原理体系。除了需要重新解释政治文化理论、民族理论、政府理论、制度论、政党理论、民主理论、现代化理论等最基本的概念外，首先要重新解释“政治”的概念。构建和学习。与中国政治史或比较史相关的政治学和学习方法。目前流行的“政治”概念是大卫·伊斯顿在行动主义流行时提出的“权威价值的分配”，用的是哈罗德·拉斯韦尔的通俗术语。“谁得到什么、何时、如何得到”（17） ）。这种观点将政治视为在宪政结构下界定利益分配的问题，并不质疑政治的目的价值。事实上，中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史表明，如何分配只是政治的最终过程，第一个过程是解决民族、国家认同等根本性问题，事实证明是有的。我们认为，基于现代西方历史经验的政治定义无法解释许多国家的历史和现实，而这些国家的历史和现实是理解政治的必备材料和手段。

与政治的定义相关的是如何研究政治的方法论问题。任何概念，无论是行为主义还是理性选择主义，都彰显了个人主义世界观的合理性甚至神圣性，都是西方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所倡导的个人解放思想的延伸。哲学。不论其本身的政治解释力如何，如果我们用基于历史哲学的个人主义方法论来解释完全不同文明语境下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我们难免会发现自己可能会被误认为是向鱼要树、向鹿要鹿。中国社会关系中的集体主义是众所周知的，可以称为家庭伦理、“仁爱”或阶级关系，但概括地说，都是“关系主义”，即相互依存。令人欣慰的是，无论是在中国政治研究还是国际关系研究中，中国学者都在系统地提出关系研究方法。 (18)

纵观中国的政治历史，很多共同的概念甚至方法都需要重新定义。当然，这种历史政治研究并不是狭隘的“以国家为中心”，基于世界历史的比较历史分析对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理论的历史背景是拿破仑战争后欧洲列强之间的“100年和平”，“强权政治”、“权力制衡”等关键词就由此产生。 “百年和平”背后的历史，是当时列强对非西欧国家殖民地的掠夺历史，是帝国主义的历史。这样，历史政治就可以防止历史研究的碎片化倾向。

2.避免历史政治和历史研究的碎片化

“历史将人类活动捕捉为特定的对象。历史跨越数千年的思考，可以看到万里，令人着迷。因此，它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19）在这份编年史学宣言中，马克布洛赫展示了历史如何通过深度和广度展现其吸引力。然而，到了20世纪下半叶，历史研究者逐渐偏离了阐明人类历史演化的动力和规律的学术目的，而偏向于孤独、困难的课题，关注于非常狭隘的历史现象的“忠实”。开始追求“微妙的描述”。追求极端的“专业化”，导致了“历史研究的碎片化”。 (20)历史研究的碎片化体现在研究者越来越关注与历史进程无关的未知的、琐碎的事件和外围人物，以及重复的考证和大量的重复研究。这也体现在史料的记录上，使用时随意断章取义，史料类型单一，缺乏相互印证。但总体而言，这一趋势与历史研究中的“文化转向”密切相关。

20世纪70年代末，历史研究的传统发生了重大转变，强调新的文化史，其中身份、意识形态和精神方面被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和经济基础设施所取代。”的社会权力。 “（21）。这一变化是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总历史”的反应。文化导向的历史学家认为，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历史传统在探讨宏观结构发展时，强调社会阶层及其经济活动的互动，而忽视了对个体行为的描述。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着眼于历史细节和琐碎事件，探究微观历史、文化历史和日常生活历史的奥秘，探究语言、符号、仪式等文化符号的文化奥秘，分析其中的含义和意义。 （22）研究者放弃宏观比较和长远视角，放弃理论对话的机会和探索历史规律的兴趣，转而以“一劳永逸”的方式关注孤立的历史事件和个人行为。当我们转向对地点的解释时，历史研究是不可避免的。

一百年来的历史研究呈现出从政治经济到社会文化、从权力精英到普通民众的总体趋势，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政治史不断走向衰落。 (23) 20世纪中叶，年鉴学派蓬勃发展，关注下层阶级日常生活的社会史研究对关注国家机构和精英活动的政治史研究产生了强烈影响。随着新文化史的兴起，政治不再被视为一种独立的治理机制，研究者认为，政治的真正意义只能在本土知识和社会文化背景下才能被理解。 (24) 在现代政治史的罕见研究中，许多对特定村庄和宗族的民俗、生活方式、身份和集体记忆的分析都很难找到权力、阶级、政党和国家的痕迹。政治史无法逃脱支离破碎的命运，“支离破碎到似乎只不过是当地文化习俗的表达”（25）。

新文化史常被称为“人类学史”，广泛运用人类学方法来直接处理文化现象。因此，从研究方法上来说，“解释性”传统逐渐取代了原来的“解释性”传统。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哈利特·卡尔指出的： “对历史的研究就是对因果的研究……也许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应该更广泛地说，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是能够做新事物的人，或者是提出问题的人“新背景和原因”（26）。然而，新文化史学开始批评卡尔所推崇的那种历史写作。正如克利福德·格尔茨所说，文化研究关注的是意义的解释，而不是因果的解释。 (27)文化研究主张“厚描述”，研究者像对待文本一样直接对待文化，试图通过重构具体的历史场景来理解具体的历史或文化现象。理解。这种方法显然只适用于那些微观现象和个体行为，进一步侵蚀了历史研究的整体性和宏观性。

这样，“文化转向”浪潮就以碎片化历史取代了整体历史，以文化社会史取代了政治史，以解释性传统取代了解释性传统，最终的结果是“历史不再存在”。 ”纪律。 “一个不可分割的知识体系，几乎无法修复地被破坏”（28）。

历史研究的碎片化对中国历史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学者将历史分割成互不相关的碎片，只注重历史的细节，而忽视了历史的整体特征甚至时代主题。 (29) 更严重的是，这种趋势可能对政权的合法性产生负面影响。以党史和近现代史研究为例，毛泽东曾说过：“不要只研究任何阶段，而要研究整体。不要研究个别细节，而要研究路线和政策。”（30）。但改革开放以来，碎片化的历史研究对革命历史观（唯物主义历史观）产生了很大影响，现代化故事和社会文化故事很大程度上取代了革命故事。 (31)然而，对乡村风俗、红白喜事、商界、秘密组织等的研究，提供了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更丰富的细节，但主要却从根本上忽视了矛盾和主题。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正是呼应了这个内忧外患的时代主题。如果忽视这一点，零碎的历史研究必然会破坏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合法性基础。

与此同时，历史研究的碎片化也对基于历史的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历史社会学的兴衰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的例证。历史社会学一直是发现和检验理论的重要领域。 20 世纪60 年代和1970 年代诞生了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蒂利(Tilley) 和西达·斯科波尔(Theda Scoppol) 等学术巨头。然而，随着20世纪80年代文化主义的兴起，历史社会学迎来了所谓的“第三次浪潮”。 (32)历史社会学家由此不再强调权力和结构，抛弃了大结构、大过程、大比较方法，不再关注资本主义的扩张和民族国家的形成。根本问题。相反，新一代学者越来越痴迷于情感、话语和符号，热衷于分析文化层面和情感变量如何影响历史变迁和社会变迁。结果，历史社会学与几十年前相比已经倒退，不再能够像前辈那样为人类发展提供思想启蒙和实践智慧。除了形成自我建构、自我满足的学术群体之外，文化导向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并不能说对社会科学知识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 (33)

那么为什么历史政治学能够解决历史研究的碎片化问题呢？我们认为，这是由历史政治学的本体论决定的。历史政治具有认识论的情境主义和方法论的时间性，但历史政治与一切以“历史”为名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区别在于其本体论层面。历史政治学中的“历史”不仅仅是一个概念，而是一种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存在，历史政治学研究这个“存在”，研究过去与现在的直接关联，并从中提出解释性的概念和理论。 (34)本体论的存在使历史政治不致迷失在各种历史观点之间的“众神之战”中。另一方面，作为一门既定学科，历史社会学停留在方法论层面，当马克思主义史学流行时，历史社会学以阶级分析等为中心，毫无疑问受到了各种历史传统的影响。特征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当炼金术学派处于鼎盛时期，沃勒斯坦找到了世界体系理论的历史基础；当文化主义盛行时，美国历史社会学也顺应了这一潮流的回应，所谓的“第三次浪潮”已经开始。在历史制度主义中，“历史”只不过是一种基于“时间性”的分析工具。 (35)因此，虽然时间、顺序、历史连通性、路径依赖等概念有利于研究者分析历史过程中的因果关系，但历史社会学和历史制度主义的传统一直回避这样的问题：“历史意味着什么？” ？”

在中国，历史的“存在”可以表述为“中国矩阵”或“中华文明矩阵”（36）。认识到这种“存在”是历史和政治研究的前提。以此为起点，我们可以了解世界上唯一延续五千年不间断的文明，了解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了解前后的联系，这从零碎的历史研究中显然是不可能的。这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例如，发展经济学经常将财富积累或人均GDP增长视为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指标。按照这个标准，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似乎几乎没有发展过。然而，如果我们抛弃这种碎片化的视角，承认历史是“永恒的”和“连续的”，那么我们就可以以更广泛的联系和长远的视角重新审视这段历史。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实现了社会结构转型，形成了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在妇女解放、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农业等现代经济无法实现的领域取得了长足发展。节约用水，取得成效。我们可以衡量人均GDP，这在理论上是理所当然的。 (37)同时，这些红利为改革开放后经济的腾飞奠定了基础。正如阿马蒂亚·森指出的那样，这项投资最初并不是为了支持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增长，但它仍然代表了一种社会机会，各国一旦转向市场就可以动态利用。 (38)历史政治的本体论决定了整体性而非碎片性、连续性而非间断性。

历史政治的本体论也决定了它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换句话说，历史政治为治理国家的经验和话语提供了合法性来源，我们将在下面具体讨论。这里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哪些历史研究能够直接帮助治国理政的政治实践。一方面，历史政治学是一门需要回应时代重大问题的“建制”学科，因此不太可能选择碎片化历史研究中常用的解释传统。另一方面，国家建设是一项多方面、复杂的工程，不言而喻，仅靠这种琐碎而细致的研究并不能提供有效的知识，特别是在涉及“上层建筑”的实践中。想象一下人们与情感和价值观的关系。研究符号中的历史可以提供对国家治理的洞察。因此，历史政治的政治功能也决定了对系统性、整体性历史知识的追求。

政治史在面对“治国”的实际问题时具有天然的优势。毕竟，社会文化史的“碎片化”和“本土化”叙事对于跨地域（全球）和跨学科（制度）层面的政治至关重要，无法取代全面的审视。历史文化历史“集权”与“分权”的取向不能排除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和政治结构之间的相互依存。 (39)毫无疑问，历史政治是振兴政治史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对于中国来说，历史本身，包括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史、朝代兴衰史，就是政治史。 30000本质上也是政治史。政治史是中国历史的“本体存在”，了解这个“存在”，就是常说的“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同样，关注“过程结构”的世界政治研究需要综合性、整体性的知识，而不是对少数国家历史片段或特定文化现象意义的解读。尽管沃勒斯坦和他的同事们找到了关于“资本主义”的重要线索，但单纯基于经济逻辑的研究在理解国家的兴衰方面仍然存在局限性。 (40)通过历史政治思维探索世界政治所需的历史知识包括世界经济史(资本主义史)、主要国家政治史、政治思想史、国际社会主义史。运动史和国际关系史、世界政治史。 (41) 世界政治史的形成必须是社会科学的综合，而不是分支学科或支离破碎的谜题。

历史政治学将历史视为一个连续的、整体的本体论，其独特的实践性也使得历史研究成为了解国家兴衰、支撑国家治理的有效工具，我们请求您能够提供相关知识。政治可以有效避免历史研究的碎片化问题。然后我们将注意力从学术功能转向政治功能，看看历史政治如何提供国家治理的经验，以及它如何回答最初的政治合法性问题。

三、历史政治中的“善治追求”与善治研究方法

历史政治的价值不只限于上述两种认识论功能，而在于认识论功能本身：如何提供治国之策，或者如何治理国家的认识，它包含着自然的政治性和实践性。是否这样做的研究价值。然而，近百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政治科学研究呈现出“追求变革”而非“追求治理”的现象。 (42)“变”固然是一种常态，但历史告诉我们，“变”是“不变性”中固有的。政治学的研究主题并不总是“不变性”。我在《变》中主要关注的是“变”。政治制度。方法，即国家如何治理。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当政治制度发生变化时，治理就会得到改善，但这完全不符合比较制度变迁的一般原则。从20世纪上半叶到1960年代和1970年代，“转型”的主题是改变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或者是资本主义制度由于其内在危机而正在发生变化的事实。在西方学术界，民主理论“逆袭”成功了，以选举民主为核心的自由民主取代了人民主权的经典民主，捍卫了自己的政治制度，成功了，后来成为改造其他国家政治的革命性理论，掀起了一股浪潮所谓的民主化和改变许多国家。民主化“第三次浪潮”期间出现的治理理论也主张基于个人和社会权利的非国家化和非政府化方案，因此，以“治理”的名义，还需要革命性的变革理论。

对于“求变”这一研究主题，配合资本主义政治转型的研究范式是阶级分析，更进一步说是阶级斗争，配合推动自由民主的研究范式是“转型研究”。当然，也有与之相对应的研究方法。这似乎是一种非常中立的治理理论。这是世界政治学的大趋势，中国政治学也自然会受到世界思潮的影响。

在全球化进程中，“变革”的理论或思想资源普遍是外生的，即“变革者”期望自己能够与发达国家看齐，这是制度变迁中的普遍现象。 “变化”的结果就是现代性——的身份。每个人都变得越来越相似。但结果是，这些国家的治理水平不但没有提高，反而恶化了，最糟糕的情况是苏联、南斯拉夫和一些中东国家等国家已经达到了国家破产、无国籍状态。许多发展中国家无法长期有效管理。与此同时，经受住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主化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第三次浪潮”的“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方案正在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中国正在发生变化，但这种“变化”发生在“不变”的宪政结构（民主集中制）内。

世界各地的政治动荡和中国的经验告诉我们，“求变”的政治学应该回归“求治”的规范本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张，抓住了时代脉搏，引领了时代话语。

如果说“求变”的思想资源是横向的、共时的、外生的，那么政治“求治”的思想资源一定是纵向的、历史的、原创的。例如，许多转型后的发展中国家被称为民主国家，但每个名称都有其独特的实质含义。菲律宾等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是典型的“封建民主国家”。 ）；作为“封建民主”的一种变体，还有所谓的“新世袭民主”（44）和“考德罗式民主”（45）。即使在日本和韩国等发达国家，选举民主也很难改变其固有的派系政治。在中国，尽管经历了百年的革命变迁，但难以改变的是中华文明的基因，近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实际上继承了中华文明的基因。 (46)

“求治”政治独特的资源特征，意味着对“求治”政治的研究远远优于对“求变”政治的研究。